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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新老年群体的新型社会网络

       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20余年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提升。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20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预计在“十四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人口老龄化已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现状和趋势。对于衰老和老年人的传统认知通常倾向于消极地看待个体老化带来的养老问题。老龄社会中老龄化程度加重、“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现实又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老龄化挑战严峻性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的后两次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冲击波将在2022年和21世纪中叶接踵而至①。事实上,随着新的人口队列进入老年期,老年人群体不断更替、每一队列所独有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会使其明显不同于先期的老年人口。

       低龄老年人作为新进入老年期的人群,在数量上是我国老年人口中的主体,“七普”结果显示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占全体老年人的比例为55.8%,超过了一半。低龄老年人在健康、受教育水平、家庭形态、经济财富等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于更年长的老年人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信息化、社会经济转型与新的老年人口队列相叠加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生活方式、社交网络乃至自我认知与价值追求都在发生不同于传统模式的转变。本文聚焦于以低龄老年人为代表的新老年群体,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呈现并剖析新老年群体的社会网络和互动,以探究我国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如何更有针对性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构建符合互联网时代特点和新老年群体特点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

新老年群体通过虚拟或现实的多种途径建立起第四社交圈

       以个体为圆心的社会网络是了解个体社会化、社会互动、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等的重要切入点。社会网络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②。而嵌于社会网络中的各种支持资源是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网络规模的扩展和网络成员构成的多元化通常是社会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日益显著的特点之一。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一般呈现规模逐渐缩小、主要网络成员进一步聚焦于家庭成员的特点,但低年龄组老年人的网络规模要大于高年龄的老年人。以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③为基础,采用Lubben等人制定的精简版社会网络量表来测量④,发现在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方面,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的家庭网络为7.36分、朋友网络为6.52分,均高于70-79岁、80岁以上更年长的老年人。传统对社会网络的衡量难以全面、灵敏地反映现代社会中老年人层出不穷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特别是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广泛普及运用为新老年一代突破传统社会交往范围、扩展交往对象创造了条件,越来越多的以低龄老人为主体的新老年群体通过虚拟或现实的多种途径建立起家人、同事、同学之外的第四社交圈。第四社交圈通常由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组成,他们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生活方式而形成各种社交圈。新老年人社交圈的成员构成更加广泛、互动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聚会、健身、学习、休闲、旅游甚至抱团养老、互助养老都是这类社交活动的体现。

       众所周知,人口队列不断更替的特点决定了每一队列的老年群体都必然呈现出或强或弱的独特性。而当前我国新老年群体在个体、家庭、社会三重因素均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和趋势下,解析新老年群体在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特点亦需要从这三个基本维度入手。

基于个体、家庭、社会维度解析新老年群体的社会网络

       个体维度:生命历程累积效应下的新老年群体。当前我国60-69岁的新老年群体基本出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出生的人口队列,即“50后”。“50后”共同经历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社会事件使得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体现出很多共同的特征,例如与之前的老年人相比,他们中身为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更高;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的经济积累和生活条件往往也更好。

       生命历程范式的一个核心观念在于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的交互影响所形塑的累积性作用力,将不同的个体带往不同的生命轨迹⑤。人们的健康、教育、收入、家庭、职业等几乎都是累积作用力所带来的结果。仅以受教育情况为例,我国不同队列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其人生早年阶段社会所提供的教育机会紧密相关。受教育程度是个体后天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在晚年阶段的健康、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新老年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高于他们的前辈。正在陆续进入老年期的“60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又会大大高于“50后”老年人。“50后”当中有部分人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制度恢复带来的机会,“60”后更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后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他们在文化教育水平上的提升必然使之在养老观念、能力、资源上不同于他们的前辈群体,新老年人更有能力扩展社交网络、寻求更丰富多元的养老方式。

       家庭维度:少子化和空巢化驱使新老年人拓展社交圈。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相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中的比例更高。根据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我国60-69岁老年人中居住方式为仅与配偶同住的空巢家庭的比例占46.62%,而70-79岁、80岁及以上老年人空巢者的比例分别为42.12%、26.11%。

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家庭的空巢化、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单化将是必然趋势。在少子化和空巢化趋势下,新老年人难以如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年人把交往圈子局限在家庭范围,加之处于老年初期阶段的新老年人健康相对较好,退休、子女成人离家为新老年人寻求第四社交圈创造了可能,使越来越多的新老年人不再满足于家庭成员间的交往,更有条件和机会根据个人兴趣和意愿去结识新朋友。或者说,伴随老年人家庭变迁而来的是那些以往被忽视的、非主要社会关系的成员在老年人社会网络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各种新潮甚至另类生活方式的老年人日益增多,如老年网络达人、老年资深驴友、老年健身达人等。

       社会维度:互联网时代促进老年人新型社会交往关系的链接。信息化、数字化与老龄化重叠交汇的时代,老年人也成为深受互联网影响的人群。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对于打破老年人传统的社会网络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虽然与中青年人相比,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内容较单一,且使用频率较低,但是依然深入影响了老年人生活,其中社交沟通是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主要活动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我国60-69岁、70岁以上老年人家中能上网的比例分别是54.52%、37.43%,老年人有手机的比例分别是83.15%、66.29%。而关于在最近半年老年人是否上过网,60-69岁、70岁及以上老年人上网的比例分别为28.96%和13.44%。7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每周平均上网时间大概为1.5小时,而70岁以上则下降到0.44小时。

       通过各种方式使用互联网已经是很多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是他们与他人和社会保持联系互动的重要途径。根据2017年CGSS调查,在经常或总是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活动的人中,16.43%的是60-69岁的低龄老人,70岁以上者仅为4.41%。调查还发现近81.62%的60-69岁互联网使用群体通过互联网联系大部分家人和朋友,互联网带来的社交便利已经广泛影响到大部分触网的老年人,极大便利了新老年群体的生活。

       互联网不仅大大促进了老年人和家人以及熟悉的朋友间的交流,也为老年人展示自我、结交新朋友创造条件和机会。各种互联网聊天软件、APP等成为很多新老年人与他人交流的主要媒介。在经常及总是晒朋友圈、分享微博或展示QQ空间的人群中,60-69岁者占到了13.49%,而70岁以上老人仅占3.60%。可见新一代的老年人尽管还不像中青年人那样对互联网有很大依赖,代际间的数字鸿沟依然明显,但可以预见,本世纪中叶前,随着中年群体逐渐迈入老年阶段,今后互联网社交在老年人中将会更加普遍。

老年人第四社交圈对个人和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价值红利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纽带,将老年人与其他网络成员链接起来,并以此实现资源的互惠或相互传递。社会网络所承载的社会支持资源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经济保障、幸福感和满意度等有着积极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新老年群体逐渐成为老年人的主体,在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第四社交圈对于老年人个体和社会均会带来价值红利。

       从老年人个体来看,在原有家庭、朋友网络之外建立起的第四社交圈对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防止老年人的社会隔离和边缘化具有重要作用。进入老年期,个体难免会经历退休、健康水平下降、子女离家或配偶去世等事件,导致原有社会网络的缺失而产生社会隔离⑦。通过建立第四社交圈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带来的家庭成员交流互动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缓解独居老人或空巢老人的孤独感十分必要,能够避免社会隔离程度加深,保持身心健康和活力,减少对他人的依赖。

       新老年人不囿于传统有限的交往圈子而拓展起来的第四社交圈为自己寻求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是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新途径。而更广的社交圈也有助于老年人获得更多元的支持,来自第四社交圈中不同类型成员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等对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可能有裨益。网络规模的扩大、成员类型的增多都可能会提高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增益作用、缓冲不良事件的影响。但毋庸置疑这些积极作用是建立在良好关系和友好互动基础上的,网络成员间的消极、负向交往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因而,新老年人的第四社交圈应尽量预防、避免不良关系的建立,如防止来自陌生人的诈骗等行为。

       老年人第四社交圈对于社会的价值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老龄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严峻挑战是中青年劳动力缩减、老年人数量增大而带来的养老负担加重,而第四社交圈的建立拓展一方面可以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减少或延缓老年人对他人的照料依赖,保持独立和活力,减轻社会照护老年人的压力;另一方面,拥有更大规模、更多样成员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大量健康的新老年人与社会保持密切链接,拓展社会参与渠道甚至获得就业机会。老年人第四社交圈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之外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现实路径,也为发展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创造了契机。

通过多方合力弥合银色数字鸿沟来拓展新老年人的第四社交圈

       互联网使用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运用是老年人建立发展第四社交圈的主要载体,弥合当前仍然存在于老年人与中青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才真正有助于更多的老年人拓展第四社交圈,扩大老年人与他人的交往范围。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服务可以帮助政府和老年人应对老龄化挑战。老年人通过上网不但获取了各种资讯,也可以上网购物、与他人联系、使用各种服务等等,这些活动能够帮助老年人提升社会参与水平,促进积极老龄化过程⑧。

       从使用率来看,虽然新老年群体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上已显著高于比他们年长的老年人,但与中青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还很大,还有大量老年人由于设备、知识、技术或身体、心理的局限而被互联网社会所排斥。这些障碍性因素既来自老年人个体,也与家庭和社会有关,因此,只有通过多方合力才能构建起有利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老年友好社会。

       老年人作为主体只有积极学习互联网新技能才能融入社会发展,寻找到能够丰富晚年生活并拥有更广泛支持的社交圈。AI、5G等新兴信息技术可快速推进老年互联网交流、教育和服务信息化,大大扩展了老年人的触网渠道,为老年人提供友好的使用环境,进一步促进智能时代“触网年龄公平”的实现。新老年人以及未来逐渐步入老年期的准老年人要利用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和互联网应用有一定基础的优势,克服互联网新技术恐惧,主动学习互联网新应用和技能,探索使用互联网在教育、生活服务、交流互动、个人展示等多种多样的资源,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并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沟通联系渠道和互动方式。

       家庭成员对于老年人第四社交圈的支持作用可通过帮助老年人学习互联网使用、鼓励老年人建立多渠道的社交方式来体现。很多老年人在家庭中承担了照顾孙辈、家务等重要职责,如何更合理地进行家务分工,建立更公平、合理、和谐的代际关系、婚姻关系等才能真正使老年人更新观念,积极寻求在传统社会网络基础上的新社交圈。

       在信息时代和老龄化背景下,随着连续不断的新人口队列进入老年期,包括第四社交圈在内的新型人际交流互动平台和方式将逐渐呈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老年人等个体对社会发展主动或被动的必然回应。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当前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方向和思路指导下,构建适应时代特点的新型尊老爱老文化和社会氛围才能为弥合银色数字鸿沟、建立老年人的第四社交圈等奠定认知和文化基础,才能改变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更新人们对于新老年群体及其新生活方式的看法和态度。此外,政府还应把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智慧养老等置于老龄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引导、监督的作用,规范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使用安全,开展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等的指导和教育,鼓励与养老相关的政府部门、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教育、服务等资源,防止老年人在不同类型的社交中受骗上当,在公共服务中弥合银色数字鸿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老年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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